尽管宋代科举增加录取的名额，但与应举者比较起来，仍是僧多粥少，每年有大量的应试者被黜落。《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南宋在招考太学生的年份到临安城投考的考生就达10万人。太学总共可容纳一千多名学生，不可能全部待补。如果待补者只有1/3的话，也不过四五百人，所取者只占投考者的5‰而已。进士一途更严于此，两宋三百余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不过两三万，平均每科取360余人;两宋录取了多少特奏名进士，史书失载，如果从宋代一些方志来看，每个地方登载的特奏名进士的人数与正式进士差不多少，由此可见，两宋出仕的读书人也就五六万人。全国举人应试者，常常有数十万人之多，可见科举制度是一条多么狭窄的小路。因此，宋代游荡于社会而不能进入仕途的文人士大夫空前增多。这些人中间，除了有田产家业，可以高卧不出，安心地做地主外，大多数还是要为衣食奔走的。

　　那些入仕做官的文人就不必说了，这里从第二等说起。这里面有许多著名文人，他们一生没有做官，又不能作隐逸家居，便凭其才学做高官的幕友清客，为人们所熟知的词人有刘过（依附辛弃疾）、姜夔（依附范成大）、吴文英（依附吴潜）等。他们在第二等中属于豪杰之士。南宋末年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中的“闲人”，则等而下之了：

　　闲人本食客人。孟尝君门下，有三千人，皆客矣。姑以今时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有训导童蒙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日“食客”，此之谓“闲人”也。更有一等不著业艺，食于人家者，此是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今则百艺不通，专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执役，甘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员财主，到都营干。又有猥下之徒，与妓馆家书写柬帖取送之类。更专以参随服役资生，旧有百业皆通者，如纽元子，学像生叫声，教虫蚁，动音乐，杂手艺，唱词白话，打令商谜，弄水使拳，及善能取覆供过，传言送语。又有专为棚头，斗黄头，养百虫蚁、促织儿。又谓之“闲汉”，凡擎鹰、架鹞、调鹁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又有一等手作人，专攻刀镊，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专为干当杂事，插花挂画，说合交易，帮涉妄作，谓之“涉儿”，盖取过水之意。更有一等不本色业艺，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谓之“厮波”。大抵此辈，若顾之则贪婪不已，不顾之则强颜取奉，必满其意而后已。但看赏花宴饮君子，出著发放何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