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对科举制度作了大幅度的改革，在考试中逐步推行了“回避”（与考官有亲戚关系者另设考场，亦称“别头试”“别试”）“锁院”（考官得到任命，一进考场即锁门不出，回避请托）“封弥”（即“糊名”，将考生的姓名、籍贯、家世的介绍一律封贴）“誊录”（考生答卷皆经誊录后，方给考官审阅）等制度。这样就革除了请托、舞弊等危害考试公正的弊病，从而吸引没有后台的一般平民百姓参与。

　　宋代科举向平民开放，录取人数比唐代增加了数倍，乃至十数倍以上。取士数目大幅度地增加，吸引了更多的人读书上进。宋代还发明了“特奏名”制度，这种制度是照顾多次落榜举子的，具体规定各朝略有区别。《萍洲可谈》记载，宋神宗“元丰间，特奏名陛试，有老生七十许岁，于试卷内书云，‘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万岁’。既闻，上嘉其诚，特给初品官，食俸终其身”。可见这种考试就是走个形式，给那些可怜的读书人一条出路。朱瑞熙在《宋代社会研究》中对南宋理宗宝?四年（1256年）《登科录》所载601名进士作了分析，指出本届科举考试所取进士，官僚家庭出身的184人，平民家庭出身的417人，平民占了2/3以上。因此，《劝学诗》中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不完全是统治者欺骗老百姓的一句空话，它部分地反映了宋及宋以后的科举制度的事实。在这种情势下，许多平民百姓也热衷读书识字就不奇怪了。

　　既然科举给平民百姓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空间，为适应科举教育的空前发达，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学校。不仅有专供贵族、官僚子弟就读的国子监、四门学、太学、宫学等，也有收录面极宽的州、郡、府、县之学。宋徽宗大观年间，州县学生就有16万7000余人（这个数目超过了上世纪50年代全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的数目）。这些学校虽然对入学者的身份作了些规定，实际上“四民”子弟皆可入学。从受教育的程度上，不仅有硕学鸿儒主持的私立书院，还有遍布于农村的只是教授读书写字的“冬学”。这种冬学不是以出仕作官为目的，仅仅是为了生活方便识点字而已。乡村如此，城市更不待言，如南宋临安除了宗学、京学、县学，“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等第补中舍选者”。（《都城纪胜》）宋代方志《三山志》记载：“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读书’，程守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又云‘学校未尝虚里巷’。”可见当时教育繁荣的程度。

　　教育的空前发达，受教育的人多了，这是文人大量出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