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的“文武分途”

　　武人从士人中独立出来，是文人独立的前提。南宋王炎感慨两宋：“文武分为两途，士大夫不服习于骑射，而军旅之士属之武夫，士有谈兵者，人必笑之。”（《双溪类稿》卷21）唐最初实行府兵制，尚有古之遗意，但“唐有胡风”（陈寅恪语），多用胡兵胡将，后来又兼行募兵制，更造成了武人中品类不齐，不通汉文化者居多，他们的军官逐渐从汉族士人队伍中独立出去。武则天时期，科举考试中增加“武举”一科，不久又树立与孔子并立的武圣人，东西两京建立“太公尚父庙”，祭祀齐国姜太公。树姜太公为武圣人，享受与文圣人孔子同等规格的待遇，武人有了精神归属神，说明社会对于武人的重视，也标志着武人的独立，其结果就是此后的“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

　　此前“文武不分”是因为士人有天生的做官权利，世族豪门的子弟在两汉的察举制度和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度下，是不容争议的士人。科举制度最初就是为了矫正这种不平等，为寒门或庶族地主出仕打开一扇门。科举制度，在隋唐的目的是“取士”（选拔有做官资格的士人），给寒门子弟一个出头的机会。唐代是礼部主持科举考试，通过考试取得做官的身份，再到吏部参加“关试”，关试考“身言书判”，这一关过了才是官。应考者通过了科举考试，可能通不过关试，要想做官还有多种选择，如从军立功异域，或应聘到幕府受到地方大员的推荐保举也一样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文武两途”不可能划分得很清楚。

　　宋代随着世族豪门的解体，天然有做官机会的人越来越少，因此科举考试发生从“取士”到“选官”的演变，礼部、吏部二试合一，一考定终身，中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了，而且是文官。

　　宋朝自开国以来，有惩于唐中叶以来的武人拥兵自重，重文轻武，并形成风气，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文武分途（可参见拙作《水浒识小录·武举、武监、武学生》）。宋代的“文武分途”日益成熟，即使在外患频仍时期，这种秩序也没有打乱，弃文从武者也是极少数。

　　读书人的不同出路

　　从现代教育角度看，古代教育所培养的都是文科生。从其知识结构看每个人都能成为文人，但由于其受教育程度不同，材质有高下、命运有否泰，出路结局也有很大差别。最幸运的是考中进士，进入官场，从此为文作赋、吟诗填词成为娱乐或业余爱好。次一等的，奔走贵官豪门，或做幕僚、帮忙、帮闲。第三等的，则就业于宋代兴起的文化产业。第四等的，流落江湖，成为游民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