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发生了变化。文人数量激增，乃至形成一个群体，它不仅仅是士人中的能文之士，还有大量的平民知识人融入其中。

　　宋代的社会变迁

　　近二三十年，报刊与网上关于“唐宋差别”的讨论与争论都很热烈。不过人们更多的还是关注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而我认为宋代与前朝最大的区别，是社会的垂直流动加剧，以及一些新的社会群体的形成。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游民群体、文人群体与吏胥群体。

　　前面谈到的唐和唐以前的文人，有些是世族豪门，即使是出身寒门的，也大多有一官半职。像吟唱“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左思，其父官拜太守，左思本人也官至秘书郎，那时操觚为文者几乎没有平民百姓。宋代与前朝迥然不同的，是平民出身的文人几乎占了主流。其原因在于社会变迁与统治阶级的政策。宋人郑樵在《通志》中有段话常被征引：“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取士”两句说明古代男士最重要的两件事——结婚、出仕，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此前世族豪门垄断了权力与财富，要找出路的士人自然向他们靠拢。自唐末以来近百年的战乱，造成源远流长的豪门世族的解体，许多地主庄园遭到焚毁，大族的庇荫能力急剧下降，聚族而居的现象大为减少。作为贵族血统凭证的谱牒也大多不传于世了。

　　自从朱温将自诩为“清流”的朝廷中世族豪门的代表人物“投入浊流”后 ,五代十国的朝中多是流氓、兵痞、无赖、土棍当政，他们很少有文化教养，更没有长远的打算与追求。数百年才形成的贵族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政治游戏规则，以及长期生活在这种规则与规范中养成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趣消失了。有唐一代近300年的经济积累和文化积淀，经过这些主政者的蹂躏基本上烟消云散。宋朝建立后，许多领域都是从头开始的。直到三四十年后的宋真宗时期才逐渐恢复起来，然而重建的不是唐代博大雄浑、带有蛮族气和金粉气的贵族文化，而是精致平和，带有市井气、女性气的世俗文化。宋代文人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并参与了这种文化的创造。

　　宋代读书人的激增

　　宋代文人数量较前朝激增，从根本上说是社会需求的结果，这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达是文人数量增长的基础，但更重要的还有以下几点。

　　首先，社会鼓励读书。宋代的科举制度日益完备，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热心倡导科举取士的宋真宗亲自撰写了《励学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所谓“书中”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这是赤裸裸地用功名富贵引诱青年人读书求“上进”。北宋汪洙的《神童诗》中也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是现身说法，吸引士人和一般平民参与科举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