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般情形而言，由最高当局出面给予的特许，都是有理由的，或者也是出于特殊原因。但这种特许或例外，易使一般官员感到乘轿也是一种尊荣，出现效仿者。如嘉庆间，特许因保卫皇帝受伤的丹巴多尔济等乘轿，却导致一班官员“继者亦相率因之”，不得不再次下令，强调必须遵守制度。同时，也有一些特许，使贪图安逸的官员有了乘轿口实，如道光曾在谕令中说，如遇到“高山竣岭，逼仄崎岖，或稻田水曲，不能乘骑”等情况，可以允许乘坐“竹兜”一类的小轿或滑杆之类，也导致一些官员以此为由，寻机违例乘轿。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违制官员惩处不严，也会导致对制度的不遵守甚至是破坏。乾隆五十四年，宁古塔副都统安临，借口其母乘轿，自己也坐轿出行。乾隆帝下令将其“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但不足一个月，又出尔反尔，以安临之母年迈有病为由，取消了对安临的惩处，改令其居家思过，奉养老母。嘉庆四年，宗室宜兴出任江苏巡抚，不久被人参奏，罪名中有一款即为，以城中道路狭窄，“乘轿难行”为由，下令拆毁铺户门面。嘉庆帝本来已拟治罪，不久又下令说，宜兴此举“只系不谙事体，咎有应得”，但“尚非不可宽恕之罪”。不仅免去了宜兴杖徙的责罚，还赏给他二等侍卫，命其前往巴里坤作为领队大臣。嘉庆帝还声称：这样的处理“并非因宜兴身系宗室，援议亲之典，曲为宽贷。”

　　大体上，对于违例乘轿的处罚，乾隆定制后的一段时期相对较严，此后则时紧时松，越到后期，处罚越轻。有时是以违制乘轿的单一条款进行处理，更多的时候是一名官员的多项违规行为中，有违制坐轿这一条。道光时，尚有福建提督许松年因违例乘轿而革职的事例，后来，类似的严厉惩治渐渐减少，毕竟以坐轿行走事“尚非不可宽恕之罪”，往往从轻发落。光绪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整饬营伍，参劾宜昌镇总兵傅廷臣、郧阳镇总兵邓正峰“公然乘轿，毫无顾忌。旧制新章，一概置之不理。在省如此，在镇可知。实属怠惰骄妄，罔知悛改。”但到了处治时，却又说“姑念相沿旧习，量予从宽。”只不过是“请旨将其摘去顶戴，拔去花翎”而已（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八册，第257-258页。）。

　　专制时代的政令，往往难于贯彻执行，社会上对于此类违制行为，也多是有人举报、弹劾时才进行追究，或者是在犯了其他大案，牵扯出违制坐轿这类行为。公然违制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如乾隆时出征台湾的大将军福康安，出行所坐的大轿子，用三十六名轿夫抬行，速度极快。出师打仗，这位福大帅也坐轿，轿夫每人要备几匹好马，轮换时就骑着马跟着大轿行进。关于福康安的传说很多，他敢用这么大轿子是公然违制的行为，竟未受到处罚。在高官显贵面前，制度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上行下效，违制之事渐渐相沿成习。无独有偶，清末湘军中也有武将坐轿子打仗的。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本来就是以文臣上阵打仗为特点的，王?为湘军中儒将，此人上阵打仗，不骑马而坐轿子，每每端坐于轿中，指挥将士上阵。却又是另一番儒雅之士，羽扇纶巾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