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清廷关于禁止旗籍官员及汉族武职官员乘坐轿子的规定完全确定。

　　嘉、道以降直至清末，旗员与武职不得乘轿的规制一直延续并被当朝者反复强调。嘉庆四年上谕说：关于武职官员乘轿一事，此前已有明确规矩，现在“朕闻各省不但将军提镇等公然坐轿，即副参以下，多有乘轿出入者”，甚至出现以战兵充轿夫之役的情况，重申：“再行通谕各直省驻防将军、副都统及提镇各员：嗣后如再有违例乘轿者，或经参奏，或经访闻，必治以应得之罪。如驻防城守尉以下，绿营副参以下有犯，尤当从重治罪，决不姑贷。”（《清仁宗实录》卷47）道光十三年上谕：“从前乾隆、嘉庆年间，因将弁偷安坐轿，并不乘马，节经颁发谕旨，严行禁止。煌煌圣训，自应永远钦遵。朕临御以来，谆谆诰诫，犹前志也。” “著通谕各直省将军、副都统、提、镇、将、备等，除高山竣岭，逼仄崎岖，或稻田水曲，不能乘骑者，准其乘坐竹兜外，其余均不准坐轿，喧耀街衢。倘违例乘坐，该督抚即行查参，毋稍瞻徇。经此次训诫之后，仍敢阳奉阴违，将来科道参奏，或经朕别有访闻，除本员照例从重治罪外，定将该督抚严行惩处，决不宽贷。”（《清宣宗实录》卷238）同治、光绪时期，清廷仍不时发布上谕，强调武职不准乘轿的规定，对违例乘轿的官员进行惩治。可见该项制度延续的基本情形。

　　就制度而言，旗员及武职官员不准乘轿的规定，到乾隆时期成为定制。满、蒙、汉军等旗籍官员，只有亲王与一品大员允许乘轿，年老体弱或得皇帝特许的人方能“乘舆”，其余不论文武，均不得乘轿。一则骑马是满蒙民族的传统，二则从清廷的角度来说，骑马也是保持民族传统，防止浸染汉俗的方法，同时也能防止贪图安逸，滋生享乐的情况出现。这个要求不仅在京城，在各直省地方和军队中，也被强行贯彻，主要意图就是要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尤其是武官不能贪图享受，影响军队的战斗力。汉族官员凡武职官员，原则上不准乘轿，“武职均乘马，将军、提督、总兵官，年逾七十不能乘马者，奏闻请旨。”就是说到了年纪较大无法乘马时，还要向皇帝报告请求批准，否则就是违制。汉族武职官员只有作为钦差大臣时，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按例乘轿，三品武职官员即使是钦差大臣也不准乘轿。

　　清廷对于违制乘轿的官员就进行惩治，早在定制以前就已开始。如前述康熙二十七年，彝陵总兵官严弘在率兵前往武昌参加镇压夏包子兵变时，乘轿前往，即被勒令退休。以《清实录》所载，乾隆定制后，对违制官员惩处的记录也较多。乾隆二十五年，将云南楚雄镇总兵官伍讷锡革职，其多项罪名中重要一项即为“出入违例乘轿”。乾隆三十六年，云南提督长清因“坐轿出入”，受到参奏。乾隆四十九年，旗籍武职、山海关副都统果星阿违例乘轿，被举报后“接奉谕旨，并不认罪，反自假糊涂，奏称不知有此例等语，实属巧辩。”被勒令革职回京。同年，龙门协副将、旗员承禄因“偷安坐轿”被查处，乾隆帝再次重申：“武职人员，违例坐轿，不特满员在所禁止，即汉员亦向来不准，屡经申明降旨”。并令“所有失察之总督提镇等，著查明交部议处。经此次重行申禁之后，如武职人员，仍敢有违例乘轿者，一经参奏，朕必将该员加倍治罪。若督抚提镇等不行查参，别经发觉，并将该督提等，一并从重议处。将此通谕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215）乾隆五十三年，因出征台湾驻防兵有私行雇船及乘轿等事，下令：嗣后凡有兵差过境，毋许豫备小轿及兜子等项，倘有仍前豫备乘坐者，即将该兵丁等从重严惩，其应付之地方官及领兵之将弁，一并严加议处，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