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以降，旗员或武职违例乘轿受到惩治的情况，也时见于记载。嘉庆十六年，因御史奏报四川参游都守等武职官员，“近多乘坐大轿”。嘉庆帝上谕：“前岁庆惠前赴西藏，以钦差二品大员违例乘轿，经朕查出，尚经加以惩处。况该武员等，竟敢恣意妄为，罔顾国家体制耶。此时该武员等如有乘轿等事，著该督抚等即行指名严参惩办。若徇隐不奏，别经参劾，亦惟该督抚等是问。”道光十三年，福建提督许松年，“身在行间。乘坐肩舆”，令革职惩办。同年，以“演戏乘轿”等事，将江西南赣镇总兵张佑溪、中营游击黄廷荣等革职。同年，福建汀州右营游击绰拉欢、署汀州右营守备蓝联芳、汀州中营千总林向荣等，因带兵赴台剿匪，“乘轿抵县，纵兵抢夺勒索”，均著革职。绰拉欢虽然报称“因雨雪乘坐竹轿”，还是被“发往新疆效力赎罪”。道光二十四年，江苏游击杨得邦被控多项罪名，“违例乘轿属实，应照例革职”。同治五年，泰宁镇总兵官“文俊于年老疾病乘轿，并未奏请，辄役使官军抬轿，实属不合，著交部议处”，后被定为降三级调用。光绪三年，已革直隶龙泉关都司告“署正定镇总兵有违制坐轿，苛敛冒领情弊”，命李鸿章“确切查明秉公究办。”光绪七年，因御史参奏，江西水师统领记名总兵万重暄等“出门乘轿”等事，令“万重暄、王永胜、萧福、均著革职，永不叙用。”光绪二十五年，查办奉天仁、育两军总统荣和、寿长二人，其罪名中有“往往舍骑乘轿，自壮观瞻”一条。光绪三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仍援引旧案，将“公然耽 乘轿”的宜昌镇总兵傅廷臣、郧阳镇总兵邓正峰等，摘去顶戴，拔去花翎，“以为玩令偷安者戒”。

　　不难看出，清代自乾隆时期定制旗籍文武官员及汉籍武职官员不准乘轿以后，此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贯彻。上述受到惩处的官员，有的是被参奏有多项过失，其中一项为“违例乘轿”，有些则仅仅是“坐轿出入”，即被革职或降级调用的。

　　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每一项规制，都难以贯彻到底，清代旗员、武职不准乘轿的规定也是如此。其间既有正常的“特许”，也有高官显贵的公然违制。规定出台后，一些旗员或汉族武职，因个人的某种特殊原因得到当朝特许，可以乘轿，此类事例甚多。乾隆五十八年上谕：“向来武臣无乘轿之例，海兰察在军前效力多年，腿有宿疾，著格外施恩。赏令乘轿。”嘉庆间，“超勇王拉旺多尔济以足疾，足跛之七额驸喀尔沁贝勒丹巴多尔济，以擒逆犯成德受重创，皆奉特旨赐轿”（《清稗类钞 爵秩类》）。道光十七年，“赛尚阿奏，伊因腿生疮，力疾乘坐驮轿出口，查演官兵技艺一摺。著寄知赛尚阿，令伊缓行，妥为调理。认真查演官兵一切技艺。”（《清宣宗实录》卷301）咸丰时，僧格林沁也曾特许乘轿：“蒙古王非特恩无乘轿之制，咸丰五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因军功赐乘肩舆。”（清 福格《听雨丛谈》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