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除保护老建筑外，还会在其周围规划与之风貌相匹配的新建筑设计，对上海有何借鉴意义？

　　伍江：要看保护对象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复合价值，不是单一价值。有时建筑作为一种类型保存下来，和周边的环境没有太大关系，比如工厂、某些石库门。这个时候只要该建筑留住了，旁边造楼是没有关系的。每一个对象的周边控制，控制的距离、高度都要就事论事的，这是个很专业的事。对于城市历史保护而言，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具有各类、各级文物级别的建筑保护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整个城市的骨架和肌理要保留。

　　现在我们文物保护的思路有一个缺陷，就是现在希望把一个个文物点都找到，找完了以后，周边可以都拆光，只要保护的点在就可以了。我是不主张这种类似所谓“异地保护”、“宜地保护”，因为一个建筑的价值除了少数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绝大部分的价值是因为它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把环境拆光了，它的价值就没有了。

　　我在上海历史风貌区中提出三原原则：一个老房子要排除“文物保护单位”、“优秀历史建筑”、其他保护建筑等挂牌建筑，那就可以拆，但要在原来的位置，按照原来的面积、原来的高度重造。在这个原则之下，城市肌理就能保留下来。

　　上海现在大环境都在讲创新，关于古建保护方面，可作何种创新？

　　伍江：建筑又和文物不一样，它不可能进入恒温恒湿的玻璃盒子里，也不可能退回到百年前一样去使用。因此，我们要给这些老建筑找到更加合适的新的功能，专家与政府应设置底线，哪一类功能不可以进入，再想办法让新功能进驻。可能再过一百年这个功能又不适合了，那我们再换一种新的功能进去。一直换到这个建筑的文物价值高到不能再高，变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了，那对不起这里面就不允许有功能了，那就只能当博物馆参观了。

这一套思想应该从法律层面出现，应该告诉人们，哪一级房子允许什么样的功能进去，不允许什么样的功能进去，现在没有这样的规定。

顾晓鸣：我们从城市更新变迁角度来讲，城市更新的问题是一个永久的课题。如果没有城市更新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历史文化保护。因此要定下重要原则——保护是有利于更新，还是妨碍更新？我们要引进一个新的理念——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不是保护问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和整个新的城市的发展交融在一起，并且有所生长。

我个人提一个建议，就是要个案立项，立案要用一套用社会人类学的管理方式叫“深描”的工作——就是要把细部描绘出来。现在我们有电视手段，有网络手段，假定现在上海有一千处有影响的建筑，铸成很多的照片都放在网上，让老百姓来评论、出主意，或以众筹的方式，大家有钱出钱。有这么一个讨论过程，慢慢形成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