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坛庙建筑是都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礼治体系中尤其占据着核心位置。老北京民间向有“九坛八庙”或“五坛八庙”的说法，指的就是明清以来北京坛庙建筑的概称。

九坛包括天坛（内含祈谷坛）、地坛、日坛（又称朝日坛）、月坛（又称夕月坛）、先农坛（内含太岁坛）、社稷坛、先蚕坛（位于北海内）。八庙包括太庙、奉先殿（位于故宫内）、传心殿（位于故宫内）、寿皇殿、雍和宫、堂子（已无存，现址为贵宾楼）、历代帝王庙、孔庙（又称文庙）。

坛即祭坛，东汉《说文解字》释为“坛，祭场也”，原义是指在铲除杂草的平坦地面上，用土筑堆用于祭祀神灵的高台，所谓“筑土为坛，除地为场”。庙即宗庙，《说文解字》释为“庙，尊先祖?（mào，同‘貌’）也”，后人注称“古者庙以祀先祖”，“尊其先祖，而以是仪?之，故曰宗庙”。

作为与传统礼治密切相关的祭祀建筑，北京坛庙的历史非常悠久。自其建城之始亦即周初“召公封燕”、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起，北京地区就按礼制要求，修筑了各类用于方国或郡城祭祀的地方坛庙。

据史载，早在春秋时期，燕国蓟城就修筑了带有祭祀意义的元英、历室。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驾幸蓟城时，也修造了临时性质的社、稷二坛。不过作为常设的国家祭祀场所，盛行于明清时期的北京坛庙文化，则应从北京逐渐成为都城的辽、金、元时期说起。

北京坛庙建筑

辽金元时期的北京坛庙

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从后晋石敬塘手中获得幽州（今北京），当即升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北京由此拉开迈向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历史序幕，也开始了北京坛庙从地方向国家层面转变的步伐。作为辽代“五京”之一，燕京建有皇城及相应礼制建筑。

史书记载，辽代南京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此可视为国家祭祀建筑的最初滥觞。不过辽代燕京仅为陪都，不仅兴建的坛庙数量较少，祭祀礼仪也相对简陋，其重要性远不能与辽上京临潢府（今赤峰林东镇）相比。北京坛庙建筑的真正兴起，是在代辽而兴的金代。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金中都从此成为北方多民族国家的真正首都。

金中都的城市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城的规划思想，不仅仿照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的格局，在皇城左侧设置太庙，又大量增加符合儒家传统的其他礼制建筑，相继兴建南郊圜丘、北郊方丘，以及社稷坛、风雨雷师坛、高?坛、宣圣庙（即孔庙）等国家坛庙，在北京城市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都城坛庙建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