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对于旧有建筑物的保护和利用其实常常是一体两面，而其背后常依托“开发”逻辑，诉诸于旅游工业或依托文化产业，重新赋予建筑、甚至其所在的区域以意义。在一个“售卖特色”的时代里，重新整合、重塑文化资源的过程常常意味着将地方传统、民俗、怀旧想像融入日常生活、大众娱乐和公众教育之中，使怀旧成为一种消费，文化也可以成为商品。这一举措好像实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双赢局面，然而“利用”之后的无处不在的“缝隙”，却一再告诫我们必须对“新旧转化”的方式和成果设想保持审慎的乐观。

鹤湖新居是深圳现存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围屋建筑，也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客家民居建筑。

深圳是岭南三大民系（南海系、闽海系、客家系）的结合部，东部龙岗地区在传统上一直是客家人的聚居区，分布着大量传统的客家村落和民居。客家人徙居深港两地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宋末元初，而大规模的迁入则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后。当时清廷为恢复1661年颁布迁海令（为断绝中国大陆沿海居民对台湾郑氏的接济而实施的坚壁清野之策，包括严格限制商船民船出海，并强迫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1664年再内迁30里）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下令招垦以使闽、粤“复界”，诱使大批来自闽、粤、赣山区的外来移民走向粤东南沿海地区，直至清乾嘉年间方告一段落。由于这批迁徙者与粤东沿海操粤语的“先住民”在语言、习俗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因此后者将其视作“占籍者”并称之为“客家”，“客家人”也由此得名。

“落地”之后，客家人延续了以往“聚族而居”的习惯，在新的聚居地生息繁衍、兴建围屋，容纳庞大的居住人数。围屋是客家人传统居住形式的总称，从形制上看，它继承了中原的夯筑技术、殿堂式样和带碉楼（坞壁）的城堡式建筑的传统，但又在赣、闽、粤客家地区根据不同的气候、地形与族群关系形成各种形制。整体观之，这种带月池、禾坪、围屋、碉楼且家祠合一的城堡式客家围楼既有居住功能，也兼备礼制和防御功能，而围屋建筑内的空间布局则体现了中国古代典型的以父系血缘关系区分嫡庶亲疏的宗法秩序。客家围屋是“大家族小家庭”的社会组织，多以祠堂为中心，呈向心式的空间分布模式，与核心祠堂连成一体的正屋部分的居住用房，为一家之长或长子嫡孙居住，另一部分横屋、前倒座、后围龙等部分，则常分配给族中地位较次者居住。这种安排模式秩序井然、分区明确，但也无疑在建筑形态中展现了传统儒家思想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的等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