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末

19世纪90年代前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被纳入世界市场范围。列强除扩大商品倾销外，竞相加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迫使中国解除机器进口的禁令，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就地设厂从事各项工艺制造。

由此，外国资本得以合法进入中国，外资工业迅速增多，在许多工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外国金融渗透力量也大大加强。1895年前，在中国设立的外国银行只有8家，连分支机构也不过16所。而在1895－1913年间就新设立13家银行，85个分支机构。修建铁路历来是西方国家开拓殖民地的重要手段，1895年后迅速形成各国争夺中国铁路投资权的热潮。到1911年止，中国共修铁路9618.1公里，其中各国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修建的就近9000公里，占总里程的93.4%0。此同时，通商口岸的数量大幅度上升。1895年后根据各项条约又新开口岸53处。中国政府为抵制被动开埠而实施的“自行开放”口岸也陆续开辟了35处。上海、天津、汉口等租界城市都显著地扩大了租界占地或增添了租界数量。胶州湾、广州湾、旅大、九龙、威海等重要港湾被“租借”，沙俄在中东铁路沿线，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相继圈占附属地，青岛、大连、哈尔滨、长春等租借地、附属地，分别成为德、俄、日先后占领的城市。

表现在建筑上，租界和租借地、附属地城市的建筑活动大为频繁；为资本输出服务的建筑，如工厂、银行、火车站等类型增多；建筑的规模逐步扩大；洋行打样间的匠商设计逐步为西方专业建筑师所取代，新建筑设计水平明显提高，出现了像1923年的上海汇丰银行和1927年的上海江海关大厦那样的建筑规模和建筑水平。

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进入“黄金时代”，轻工业、商业、金融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南通、无锡等城市新的工业区都在这时期兴起。在民主革命和“维新”潮流冲击下，清政府相继在1901年和1906年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这些政治变革带动了新式衙署、新式学堂以及谘议局等官办新式建筑的需要。引进西方近代建筑，成为中国工商企业、宪政变革和城市生活的普遍需求，显著推进了各类型建筑的转型速度。早期赴欧美和日本学习建筑的留学生，相继于20年代初回国，并开设了最早的几家中国人的建筑事务所，诞生了中国建筑师队伍。1923年，苏州工业专门学校设立建筑科，迈出了中国人创办建筑学教育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