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他们当时带了科学的测量仪器，他给林徽因的信里说了，每层的檐口和塔刹用仪器测，但他们还要爬上去测量。因为仪器只能给塔刹测个高度值，然而塔刹造型很复杂，有覆钵，有相轮，有各种雕饰细节，梁先生测绘的要求非常细致，要把每个构件都测下来，就只好爬出屋顶去工作了。

据莫宗江晚年回忆：“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唯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九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我们也就跟了上去，这样才把塔刹测了下来。”

他们这么奋不顾身地做学问，除了科学精神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其实在和日本学者进行一场学术竞赛。

研究中国古建筑，中国人起步其实比较晚，西方人起步较早，日本人紧随其后，而且日本人比西方人做得要好。比如伊东忠太，作为日本重要的建筑史家，1901年就开始考察中国古建筑，那一年梁思成先生才刚刚出生，伊东忠太是梁启超那一代的人。他和低他一届的学弟关野贞，在中国做了地毯式的考察，等到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时，他们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伊东忠太来营造学社演讲时直接说，研究中国古建筑，我们日本学者来做实物的田野考察好了，你们中国学者就配合我们做文献工作吧。而在1931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伊东忠太又进一步宣称：“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

可以想象梁思成、林徽因等营造学社成员，当时受了多大的刺激。所以从1932年他们开始研究宋辽金建筑和北宋的《营造法式》一书时，每遇到一个珍贵案例，他们一定全力以赴，将调查研究做到极致。在翻阅相关历史记录时，仍能感受到他们当时心里憋着的这股劲。

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辈们调查研究古建筑的往事，尤其是梁思成、莫宗江测绘应县木塔的经历，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科学精神和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