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尔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他注意到“在附近的长城城墙上有石碑铭刻着那些几百年前指导修建长城的砖瓦匠工头、铁匠工头和石匠工头的姓名”。他还提到明代的军人“被派去开荒屯田，那些石碑上的碑文表明当时有一套分配田亩的制度”。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许多碑文已消失不见。在今天陕西府谷的木瓜乡，发现了一块署着万历四年三月的石碑，上书：

　　神木兵备□为申严墩守□。奉抚院明文，仰各墩军□。此碑常州在墩□挂□□防□不许私离□地，□回城堡□失器□如达□以军法重治。若军有事故，即禀守□□□补木瓜园堡操守王济坐堡李锐下本守二十墩，西去永宁二十一墩一里零三十七步。

　　计开常州守?墩军五名：一名刘奉，妻□氏;一名赵□□，妻所□;一名李生，妻□氏;一名杨文斌，妻仝氏;一名王宗，妻蒋氏。

　　器物：黄旗一面、锅五口、瓮八口、梆二个、盔五顶、甲五付、弓箭三付、刀三把、□□十根、生铁□尾炮一位、百胜?三□、三眼炮一杆、小铁炮一个、铅子四十个、火草一个、火线五十条。

　　东路兵备道提边委官绥德实授百户仵勋。

　　白水县石匠曹登云男曹□儿造碑。

　　从碑中我们知道，这里有五个守墩军人的家庭，国家配备了相应的火器装备，负责守备20号墩到21号墩的一里多长城防线，但关于他们的生活，除了需要自己做饭烧水之外，就没有什么信息了。可想而知，在陕北的长城脚下，墩军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不过，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献里有这样的记录：“墩军多与零贼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郑晓：《皇明北虏考》）说明墩军为了改善生活，常与关外的蒙古人交换一些衣食用品。更有甚者，“虏待命边外，屡向墩哨卒问进止。一日，邀守墩百户李宝下墩，以虏酒席地饮之，载以马拥入俺酋营，与之欢饮”（《明世宗实录》卷251）。蒙古人不仅向墩军打探明朝情报，还邀请明军小头目去其营寨喝酒。这在许多人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但却说明双方的军人、民众之间，并不希望隔绝和战争，他们想要的是和睦相处和互通贸易。这就是王崇古、方逢时等地方大员推动高拱、张居正做成“隆庆和议”的群众基础。

　　历史的走向往往并不按统治者的意愿，而是按普通人的普通需求前行。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因为惧怕蒙古的通商要求，统治者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修筑长城，却导致长城沿线出现了许多新的机会。我们知道，明朝的商人可以通过向边塞输送粮食或于边塞屯垦，获得买卖食盐的凭据;修造和驻守长城引发了大量的物料需求;石匠、铁匠、砖瓦匠等手艺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以军人及其家属为基础的聚落在长城以内逐渐扩展。在今天山西大同德胜堡的南城门洞东墙上，留有一块石碑，碑文中说：“……因其人稠地狭，原议添军关城一座，东、西、南三面大墙，沿长二百二十八丈，城楼二座，敌台角楼十座，俱各调动本路镇羌等七堡军夫匠役共计一千一百八十八名。原议城工俱用砖石包砌，于万历三十二年七月起，三十五年八月终止”。人口的增加催生了新的堡城。同时，沿边的农业也获得了发展。兵部官员、著名文学家唐顺之写过给总督翁万达的《塞下曲赠翁东涯侍郎总制》一诗：“湟川冰尽水泱泱，堡堡人家唤莳秧。田中每得鸟兽骨，云是胡王旧猎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