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关于长城及其历史的研究，中外学者已有许多重要的成果。论者或从欧亚大陆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资源争夺的宏观视角，或从中原王朝为“御边”而大兴土木及其后果的角度，或从讨论长城及其配套设施的营建出发，多有新见。历代也有不少诗文对死于长城修建之役的普通人表示同情，对统治者因修长城而滥用民力进行鞭挞。但是，对于长城两边的普通人怎么想，怎么做，他们对长城怎么看，关注甚少。这可能是因为材料的局限，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更多地从国家和统治者的立场去看长城，而真正在这里世代生活的农民、士兵、牧人们却被遗忘或漠视了。

　　20世纪初，有位美国旅行家盖尔（William Edgar Geil,一译盖洛）从山海关一路行走到嘉峪关，这个对中国充满好奇和赞誉的西方人曾有个愿望，即在长城边寻找一千个不同的人，听他们讲一千个传说和见解。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在他于1909年出版的《中国长城》一书中，的确讲述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长城的建筑和与其相关的重大事件，而是说这种态度和我们同样热爱和钻研长城、却只注意其伟大之处的同行有着巨大的差异。他记录的这样一段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们向他询问哪条路通往长城以及距离有多远，他告诉我们怎么走，并准确说明长城在三英里之外。“但我从未见过它。我从早到晚都在树林中打柴，这沉重的工作使我抬不起头来，所以我从未见过长城”。

　　一个人在求温饱而难得的时候，会想到长城甚至它有什么意义吗，哪怕它近在咫尺？难道我们会因此责备他不爱国或者破坏了长城地区的生态？

　　明朝嘉靖初年的长城边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日早，虏贼五骑至兴武营暗门墩下，问墩军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答曰：“总制调齐千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贼曰：“套内多多达子有哩，打不得，打不得。”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王琼：《北虏事略》）

　　有个韦州（今宁夏同心县）的汉人投了蒙古，跑到长城边上向明朝守军打探消息。双方互通情报之后，明朝守墩的军人劝他投诚回来，但这个人却拒绝了，认为在家乡度日比草原艰难。这时，我们会碰到某种道德困境：我们会批评这个人背叛明朝降“敌”，还是对他在老家过不下去被迫出走表示同情与理解？长城真是一道不能逾越的界吗？在历史上，除了战时，长城两边的人是否就像许多界邻地区一样，有着不断的流动和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