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退居“文物二线”的詹长法，仍然在为“如何加强文物和人的伦理关联性”问题奔走。上月，在“新形势下的文物保护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的论坛上，他呼吁：“西方国家文物保护中公众参与的程度很高，大多数公众将文物保护看作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作为典型代表的英国的文物保护组织，甚至已经承担了政府大部分文物保护工作的职能。这种全民关注文物保护、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和意识，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应努力实现的方向。”

　　和文物相处了三十多年后，文物和人类一样最终会消亡的观点在他的脑海中越发清晰。面对一件会消亡的东西，文物修复和保护的意义是什么？

　　“布兰迪的　《修复理论》　一书中谈到‘修复’时，称‘文物修复是一个评判过程’。所谓评判过程就是一个评估过程。这句话的意思是，文物修复要有辨识性和时代特征，我们修复的文物要让后人看出来哪些修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做的。只要不伤及文物本身的结构和生命，历史文物可以用现代技艺和材料进行修补。这也是尊重科学事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可以从一件文物中看见它的手感，它不仅仅是器物，而是鲜活的历史。文物修复不是说你完成修复就完成了，一定要传给后代人。我们现在所做的东西必须留下痕迹，这就是一种传承，这才是修复的真正含义。”詹长法解释。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文物保护和修复上，詹长法也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