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义塾中任教的老师，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凡是上义塾的孩子，家庭本来就不怎么富裕，任凭哪一家恐怕也没有能力再额外担负起老师的吃饭问题。但不得不说，清代塾师的社会地位毕竟还是在那儿摆着，怎么也不会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义塾的老师可以轮流到学校附近的学生家吃饭，时人称为“吃转饭”，有点吃百家饭的感觉。而且，伙食质量普遍不差。据记载，农民平常不易吃肉，但给老师做饭送饭时，每顿必有肉有鱼有菜。菜是自己种的，鱼到河里捉，肉则到街上买。

　　对那些离家较远的老师，大家还商定让老师在各家轮流吃住，或者吃在这家，住在那家。无论什么方式，塾师的吃饭问题总能够得到解决，也就节省了相当一部分开支。

　　束修和膳食都是塾师的基本收入，虽然数量不定，好在旱涝保收。相比之下，节敬并不是塾师的固定经济来源。一般来说，稍微有些条件的学塾都会在几个重要节日向老师送点银两，比如清明、端午、七夕、重阳，俗称四节礼。有的地方，还会加上夏至、冬至和中秋，凑成七节礼。节敬的数额多寡不一，从几十文到几千文，加起来基本不会超过全年的束修。当然，也免不了一些学塾实在囊中羞涩，基本工资之外没有什么节敬，那塾师们也没办法，私下里面只能抱怨几句“节礼包分文未见”。想想也真是有点悲催。

　　塾师的待遇之所以微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并没有获得士绅身份。通常来说，假如一位老兄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秀才功名，那回到乡里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即便当个塾师，工资也不至于太寒酸。而一些连秀才头衔也没有的老师，读书作文的水平确实不怎么高。虽然教育小孩子绰绰有余，但在别人眼中往往也就这般身价了。

　　昔日之师，今日弟子

　　单从收入上来说，塾师的生活无疑有些清苦。但在尊师重道的风气下，塾师的尊严还是可以得到基本保障和敬重，这也让塾师们倍感欣慰。在我们的印象中，教书先生往往是戴着一顶瓜皮小帽，留着一把胡须，手中拿把戒尺，摇头晃脑带着一帮小孩背经读史。有不听话或背书不给力的熊孩子，免不了被打手心、抽屁股。塾师的威严，在这里完美展现出来。塾师也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

　　塾师的威严，既是他们对付小孩的手段，也是自己骄傲的资本。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原来的私塾纷纷关闭，新式的学堂相继成立。一些曾在私塾教书的老先生们，顿时失了业，只好到新式学堂里另起炉灶，学习新知识。而这些新学堂的“老师”们，虽然有的留学东洋，有的留学西洋，但小时候大都还有过私塾学习的经历。产生的窘境是，底下坐着的某位老先生，可能就是自己当年的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