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燕翼正是直接负责购买《出师颂》的院领导之一。他告诉记者，故宫每年的文物收购准备金是1000万人民币。但实际上只要有了具体目标，随时可以临时申请经费，且具体的金额其实并没有限定上限。肖燕翼说，当《出师颂》刚一浮出水面，故宫博物院著名的书画专家徐邦达先生就建议购买。2003年夏天，嘉德拍卖行曾经把《出师颂》拿到故宫来，请各方面的专家来辨认。当时拍卖行的底价是2000万人民币。“我认为这个价格还没有触顶。”肖燕翼说：“随着我们国家国力的增强，经济实力的好转，以及对中国古代文物的认识，以后中国文物的价格还会继续上升。比如1973年故宫博物院买了一个元代鲜于枢的手卷，当时的收购价是500元。现在500万都不可能了！反过来，如果现在鲜于枢的手卷能够用500万人民币买下，这等于说中国古代的文物太不值钱了。现在有了拍卖行，对文物的价值越来越重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说明大家开始重视（中国）文物了。”

　　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长王家新谈到征集宋代米芾的《研山铭》时启功先生曾说过一句话：《研山铭》是好，确实精彩，但是3000万贵了点。当时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调侃说，北京修1公里地铁要6个亿，能买20幅《研山铭》。“您说是修1公里地铁，还是买20幅《研山铭》好？当然地铁肯定要修，《研山铭》也需要征集。想起文化和文物来有时挺悲哀的，也令人忧虑。”王家新说。2002年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当年安排5000万元。这笔经费并非故宫一家独享。在国家文物局购买了《研山铭》后，收购《出师颂》最终动用了故宫的门票收入。王家新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于中国文物价格的看法：“我觉得一件文物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乱世，人们关心的是安危和温饱问题，文物怎么能值钱呢？当年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将大量书画文物带出清宫，流散民间，俗称‘东北货’，当时在长春街头是以麻袋论价的，那是文物的价格吗？……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一个山河破碎、流离失所的年代。而盛世来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文物的价格必然就要上扬。”王家新回顾了1953年《中秋帖》和《伯远帖》在香港露面的时候的费用。“当时郑振铎、王冶秋等向周恩来总理建议要把它们买回来，最后花了47万元，加上后来的《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总共花了几百万元。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对外又抗美援朝，1953年财政收入是213亿元，总理能特批上百万外汇来买这批文物，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决策。而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19000亿元，故宫以2000万元来买这件文物，我想大家对这个比价应该是有所判断的。再者，事过50年，谁想拿两个亿、三个亿来买《伯远帖》、《中秋帖》，我想故宫也绝对不会卖的。因此，文物收藏一定要有眼光，应该历史地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