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聚的观点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张廷皓的赞同。张廷皓表示，目前来看大运河申遗成功后，“世界遗产”的标签必定会增强运河文化吸引力，然而和大运河的其他工作相比，世界遗产解说标识牌却显得琐碎而缺乏系统性，让参观者很难明白。尤其是重要点河段，缺乏解说标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要在与历史建筑物有关的背景下来理解如何检验文化景观原真性的问题。对文化景观而言，必须考虑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及其构成，应根据遗产地意义的说明提供特定指南。标识牌、文化旅游路线图等对指导旅游者全面体验遗产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对这方面不了解，做得还不够，文物部门要认真解决这些问题。”

　　尽早为保护大运河立法

　　调研组乘船穿过微山湖。在这里，湖就是河，河就是湖，大运河不再是被堤坝围起来的人工水道，它成了自然美景的一部分。大运河的航道从微山湖中穿过，大运河与烟波浩渺的微山湖融为一体。

　　“制定和出台大运河法，是加强大运河保护管理的现实需要。”望着穿梭于大运河航道之上、匆匆而过的各类船只，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表示，大运河流经地域广，遗产构成复杂，涉及部门众多，保护管理协调难度很大，制定颁布较为完善的国家级和地方级的专项保护法规（规章）和保护规划，是加强大运河保护管理的现实需要。“长城有长城法，大运河却没有大运河法。只有在国家级层面上出台法律，才能为大运河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的确，为大运河立法，是此次调研组成员最为热议的话题之一。

　　“凡是保护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当地政府不仅仅重视宣传工作，还都非常重视保护法规条例及相关规范的建立与完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路总公司原副总经理彭开宙在调研组研讨会上提出，在世界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实践中，坚持正确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理念只是做好保护工作必不可少的前提，要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且卓有成效，还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方法与措施。

　　他建议，为了保证相关法规条例的实施，可以考虑从国家层面成立的管理委员会，结合国情，进行协调，并且要有配套的检查和考核机制，以便于日常管理。

　　同时，彭开宙还表示，大运河是独特的世界文化遗产，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和发展大运河文化，国家和省市三级财政都要有大运河保护专项资金，并将其纳入财政预算。另外，为防止财政资金困难，大运河的旅游开发收入也可提成用于保护水体和沿岸文物。“8年申遗成功不容易，大家都看好这个品牌，也都希望利用这个品牌。但是，要用好这个品牌，就必须约法三章，谁保护得不好，利用得不好，就要受到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