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绵延万里的长城是中华民族挺拔不屈的脊梁，那么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则是民族川流不息的血脉。通航至今2400多年的时空里，大运河默默滋润着沿线城市，直至今天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大运河项目已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申遗过后，大运河又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如果文化遗产保护不善，就会被亮黄牌，甚至会被踢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申遗时代，这条古老河道将如何进行切合实际、持之以恒的保护和利用？又该如何实现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大运河申遗和保护开展了多次专题调研，为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日前，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光林、周国富带队的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一行，就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的保护和利用情况，赴大运河江苏段和山东段进行调研。

　   运河滋养保护先行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天下转漕，仰此一渠。”大运河不仅是中国的交通枢纽，更是影响中国古代社会进步的“时空大动脉”，以其广阔的时空跨度、巨大的成就，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加强南北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交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沿岸城市文明的兴起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江苏省江都邵伯是大运河货运量最大、船舶运输最繁忙、经济社会效益最显著的河段之一，而邵伯船闸更是中国运河水运史上的杰作：早在东晋太元年间，邵伯就有谢安筑埭的记载。这里的明清运河故道，邵伯古堤、码头，民国时期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新式船闸”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集成的多座大型复线船闸，使邵伯成为我国船闸演变和大运河航运历程的缩影。

　　“申遗成功只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后申遗时代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任重道远。”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在考察邵伯船闸后说，在申遗工作中，全国政协以及运河沿线各省市政协以其独特优势和不懈努力作出了卓越贡献。“长达8年的申遗过程中，各地宣传效果好，各级政府和大多数群众热情高。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申遗成功后，在保护和利用方面还存在不少的挑战和问题。”

　　卞晋平表示，大运河申遗成功后，运河沿岸城市都不应松劲，不能改辙偏轨，“实际上，我们应该非常注意申遗成功以后的日常管理、日常保护、日常经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他认为，后申遗时代的大运河保护和利用，最不应该做的就是过度开发，把好的东西拆掉，做假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