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石介认为，隋唐以来，专以辞赋取士，造成社会上崇尚浮华文辞、空疏无用的学风，他们主张“文为道用”，文章必须为儒家的道统服务。在治学方法上，不拘泥于前代经学家的章句注疏，鼓励学生“不惑传注”，联系时事对儒家经典提出自己的见解，使之前死板保守的治学风气为之一新。

胡瑗学成后，亦回家乡致力教育。他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而非只是科举应试之才。胡瑗先后主持苏、湖两州府学，创立闻名天下的“苏湖教法”，后被朝廷太学所采用。“苏湖教法”核心是分斋教学法：设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以研讨儒家经典为主，目的在于培养治国人才;治事斋实行分科教学，有治兵、治民、水利和算数4科，学生需专修一门主科，还要兼修一门副科，以培养专业人才。胡瑗提出“明体达用”的教育宗旨，为后世弟子所信奉，史称“安定学派”。

泰山书院·信道堂

兴盛太学，开启理学

庆历二年(1042年)，石介、孙复先后被友人举荐，入国子监直讲，二人传播泰山书院的学术、道德，对当时的京城才子、达官贵人形成深刻影响。他们提出太学实行举人发解要有听课日限，放宽太学送考人数等主张，使国子监学生人数从起初的二三十人迅速增至数千人，宋初太学由此兴盛。

皇?四年(1052年)，胡瑗被授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之职，专为太学生讲授《五经正义》。由于学识渊博，教授得法，吸引大量读书人前来求学听讲。他的弟子程颐在《回礼部取问状》中记载：“往年胡博士瑗讲《易》，常有外来请听者，多或至千数人”。

孙复、石介为代表的泰山学派一反汉唐注疏之学的僵化，推动了宋代疑经改经学风的形成，逐渐使汉唐注疏之学转向义理之学。孙复提出“尊王”之议，以明上下之分，正君臣之序;石介高扬儒家之道统;胡瑗创明体达用之学，改变了儒生治经只重训话的习气。他们的思想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二程产生了直接影响。

“三先生”离开泰山后，弟子们也相继出山为官，泰山书院逐渐停止授业活动，但泰山学风却得以代代流传。明代教育家李汝桂在泰山创建育英书院，继“三贤”而讲学，清代文华殿大学士赵国麟兴复泰山书院，后世相继落址泰山的徐公书院、岱麓书院、怀德书院等，无一不延续泰山书院的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