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袁靖建议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设立国际合作考古研究项目，支持国内相关研究和教学机构人员主动到境外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也支持国内研究和教学机构主动邀请国外的考古研究人员到国内丝绸之路沿线的遗址点参与发掘，汇集国内外优秀学者聚焦丝绸之路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共同为保护和利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产奠定坚实的基础。

　　顶层设计不仅限于考古，李忠杰建议国务院抓紧组织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从国家战略高度体现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整体性、协调性、长期性，解决各地存在的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整体关联性弱、部门协调不足和无序开发等问题。地方政府应以此规划为遵循，制定本地区规划，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兼顾民生和经济发展，规划是关键

　　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比如，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内仍有50多个村庄10万居民生活，一方面保护区内居民的生产生活可能对遗址造成破坏，另一方面严格的保护措施也对保护区内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限制，因为“盖个猪圈，铺个水管，都得审批”，保护区内居民的收入只有保护区外的三分之一。如何处理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局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是当前的一大难题。

　　“我们当然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但也不能忽视民生。像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内的群众，收入已经比外面的低了一截，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拉大，他们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就更低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说。

　　励小捷建议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想方设法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对于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而言，在已通过考古等科学手段探明不会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的前提下，采用地下施工、危房改造等方式，把水、电、路等民生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好，防止保护文化遗产与改善民生之间形成矛盾，争取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支持。

　　此外，励小捷建议借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经验，由政府财政出资，对为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牺牲的地区和群众给予经济补偿，因为“文化遗产是全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不能只让遗产所在区域的群众承担保护责任”。

　　袁靖则从操作层面给出更多建议。他说，对于一个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地方政府要多听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论证会不能走形式，要解决实质问题。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中经费缺乏的问题，袁靖认为可适度引进社会资本，没必要因为资本的逐利性而将其一律拒之门外，关键是政府要把好关、做好规划，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现在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没有固定模式可循，做这项工作的人要勇于探索，要遵守职业道德。”袁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