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说：“修复师以前一直被当成工人，不受重视，评职称难度大，所以造成很多人才流失。现在不同了，年轻人都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大部分拥有硕士学历，他们一方面跟师傅学，一方面把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中，比如用显微镜分析纸张纤维，用化学分析看颜料成分，这是以前做不到的，这是年轻人的优势。”

　　在2006年有一个说法，全国当时约有1000万册古籍，修复师约有100人，按这样的情况，大概需要1000年才能把所有的古籍修一轮。但书不断修，不断又有损坏，这个事儿永远完不了。

　　“来这儿是一件幸运的事。”李屹东说，“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讲到，复制可以做到和原物一样，但缺少灵气儿，当你触摸到实物，纸张的纤维、粗糙，墨是浮在上面还是沉在下面，直接和你肌肤相亲，这是复制品无法企及的。有形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它将来的价值在哪里，一定要好好保护。”

　　李屹东小时候想当一个艺术家，艺术家要创新，但现在修古籍不能创新，“你在古籍上创新就是破坏文物”。那会遗憾吗？“不遗憾，我能把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保护好就已经很成功了。”

　　我们都是普通人，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的走红，也波及了“我在国图修古籍”的修复师们，这间修复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显然，人们对这个职业的了解还停留在好奇心的阶段。

　　每当亲朋好友问起，“你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李屹东就答，“修书的”;如果再问，“到底怎么弄呢”，答，“就是粘吧粘吧”。

　　潘菲笑着说，自己是“搞古籍”的，而爸妈是“搞航天”的，双方处于一种“谁也不懂谁的友好状态”。有一次带妈妈去博物馆看展览，潘菲讲解，“裱画的时候要把画喷湿”，妈妈当时就震惊了。

　　工作之余，潘菲在每周的两个晚上，都会参加合唱团的排练。团里成员有金融行业、医生、老师、公务员……干什么的都有。“很多人认为，你干古籍修复，是不是都‘那样’，但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工作和生活是两回事。同事们有各种爱好，越剧、合唱、钢琴、古琴、绘画、足球……”

　　有时候，李屹东也觉得自己和时代有一些脱节。“和大学同学吃饭，人家都在讲创业，什么P2P,C2C,O2O,我听得云里雾里。时代进步挺快的，我们仍然在和最古老的东西天天打交道。”李屹东说，“但北京就这点儿好，圈子很多，总有一个适合我。”

　　李屹东住在北京大兴区，每天上班单程地铁需要50分钟。在地铁上，他最常做的事儿就是看手机，“工作时看纸质书够多了，其他时间就看点儿手机吧，别被时代抛弃了”，但看到和古籍相关的内容，还是会格外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