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认识繁体字，到考试都得用繁体字答卷，潘菲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泡在南京图书馆认字。基本功扎实的她，可以自豪地在同龄人李屹东面前宣布，“打浆糊，我上学的时候就会了”。

　　这两年，潘菲参与了清乾隆藏书“天禄琳琅”的修复，291部藏书，破损严重的有300多册。“有一册已经变成‘书砖’，都粘在一起，就要经过蒸、揭等步骤。”潘菲说，“过敏是组病。”

　　李屹东记得，自己上手的第一个任务是一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纸合订本——被水浸过，长了霉，一打开书，就能看见烟从书上升腾起来。李屹东戴着口罩捧着书，先把灰小心掸掉，再到室内水洗，前后半个月，才把书修好。

　　“还有的书，封底被老鼠咬过，封面有虫子的尸体……古籍里什么脏东西、新奇的东西都有。我们基本都过敏，我手上就经常起皮。”李屹东说，而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不小心，还可能误除了关键性信息。

　　前段时间，李屹东修一本印谱，发现附页上有一块黑乎乎的东西，“还以为是番茄酱呢”。后来经过高倍放大镜仔细看，发现是一枚海关烫印，上面还有出入境的字样，这就透露了这本古籍的一个重要信息——海外回流。

　　李屹东参与修复过的最珍贵的古籍，是乾隆时期的《五百罗汉图》孤拓，原石早已不存，拓片也只此一件。修复小组有十几个人，年轻人就给老师傅打下手，20多米长的拓片铺在地上，老少修复师跪成一排，全撅着屁股，足足修了一两个月。

　　除了过敏这个职业病，潘菲透露，修复师们都会有一门颇为实用的技术——手机贴膜。“我们全都自己贴膜，如果干我们这行不会自己贴膜，那就太奇怪了！”

　　修一本古籍，与上一代修复师对话

　　潘菲在修书时，会和书先建立一种感情，“就像新认识一个人”;修完了，她甚至会轻轻打个招呼，“嗨，我把你修好了”。有的古籍内容很有意思，潘菲会一边修一边看，她发现，有些事儿从古到今都差不多。比如，前两天修《元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元代人就提到了“晚婚”，还说“可谓失东隅收桑榆”。这让潘菲颇有同感。

　　李屹东觉得，自己修书时是在和上一代修复师对话。“古代修复师也有不认真的。书页上有破洞需要补纸，一般补上去的纸就比破洞多出一毫米，如果多太多，一是不好看，二是会不平整。但有的古人拿着一张大纸就糊上去了。”李屹东说，“我们最怕上一代修复师不讲究，我们也要防止自己被下一代修复师骂。”

　　在过去，古籍修复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师父耳提面命，手艺代代相传，每位修复师都能上溯到当年的某位修复大师。这种师徒制度在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室仍有仪式存在，每个年轻人进来，都会择期举行拜师仪式，指定一位师父。不过，给师父端茶倒水的旧式师徒关系已经消失了，主要是技术和经验指导;在将来，学校体系教学或将慢慢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