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其实，宋时已有此一说：“此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吕皓：《上邱宪宗卿书》）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田制》）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朱子语类》卷130）。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如名将郭进在其新居落成之日，当着众多宾客，指着儿子说：“此卖宅者。”郭进死后，新居“果为他人所有”（《梦溪笔谈》卷9）。至于由贫而富的实例，在洪迈《夷坚志》中就有不少。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袁氏世范》卷下）;“贫富久必易位”（黄震：《黄氏日钞》卷78）。当时还出现了不少此类谚语：“白屋多起家，膏粱易偷惰”（何坦：《西畴老人常言》）;“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罗大经：《鹤林玉露》卷5）。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相适应，人们格外重视教育后代：“人生至要，无如教子”（刘清之：《戒子通录》卷6），以此来防止家道衰败。

　　其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在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等级差别明显，高低贵贱分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者始富，贱者不富”（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的旧格局被打破，出现了“贫富贵贱，离而为四”（《黄氏日钞》卷5）的新趋势。四民由四种不同的身份逐渐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且有相互转化的可能。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清人沈??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落帆楼文集》卷24）在他看来，所谓“后世”恰恰始于宋代。

　　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上皇帝书》）沈??说得更直白：“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由于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宋仁宗时出任都转运使的郑骧、宋神宗时官拜参知政事的冯京就是两个突出的实例。宋人说：“钱如蜜，一滴也甜”（惠洪：《冷斋夜话》卷8）。在金钱的诱惑下，官吏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亦官亦商者，如大将张俊，他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他家本为茶商，因附凤攀龙，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最后应当指出，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两翼，社会流动绝非越大越好。尤其是经济上的向下流动，一旦规模过大，贫困户猛增，暴发户飙升，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多数时间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正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有学者称之为“单线社会流动”（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