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观察宋代的内政，会注意到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君主集权、忠君观念强化，同时又有对于君权的抵拒与限制;经历着政治文化方面“转向内在”的过程，同时又有学术思想领域的境界创新;政策导向困顿因循，同时又有意在变革的摸索探求;制度设计细密务实，同时又有行政效率的滞缓拖沓;就士大夫群体而言，学养深厚论议煌煌，同时又是许多残酷政争以及无谓争执的源头。一方面有言路开放，一方面又溺于滔滔说辞，从某种程度上讲，宋代政治成于议论亦毁于议论。这复杂的表象与深层的原因，都值得研究者深思。对于“道德”的理想主义要求，本来是人文精神进步的反映;但要求“一道德”与学术观念“纯正”，则是认识局限的表现。北宋后期士大夫内部深刻的分裂，正与此相关。当朝廷致力于“人无异论”“议论专一”时，更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的拘碍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

　　两宋三百年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序列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于前近代时期中国人之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面对严酷的挑战与压力，一代代“特立不回”“危言劲气”的志士仁人、无数默默承载着家国与社会重负的普通民庶，作为时代的脊梁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给后人留下超越前代的物质遗产与深邃丰厚的精神遗产。

　　历史学是强调反思的学问，既要反思时代呈现的问题，反思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也应该反思我们习惯的叩问历史的方式。宋代政治史研究，正处于一个“再出发”“再认识”的阶段，通过贴切而非琐屑、开阔而非浮泛的研究探讨，相信能够获取更为丰实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