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宋廷致力于分权基础上的集权，尝试于多途多层信息渠道的建设，着意于各项制度的细密化，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严密程度，是前朝难以比拟的。此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

　　唐代后期河朔地区对于中央政府的疏离以及藩镇的跋扈，某种程度上是与“河朔胡化”联系在一起的。历经五代之后，进入中原的沙陀等“胡”族背景逐渐淡化。时移世变，原本导致国家内部切肤之痛的“胡汉之分”，转化为区隔内外的“华夷之辨”。这一时期中，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以及蒙古民族建立的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影响重大。持续的边境冲突和民族征服战争使得内地农业文明遭受了沉重挫折，但与此同时，各民族政权又在推动边疆地带发展、活跃亚欧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中原王朝难以取代的积极作用。

　　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笼统批评宋代“重文轻武”，恐怕并未洞察其中原因。殿前司统帅出身的赵匡胤了解军事、熟知部队管理;周边政权环伺下的宋廷，亦明白“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张方平：《乐全集·论京师军储事》）;而恰恰因为如此，时时以五代动乱为戒的宋廷，更难以放松对于禁军的警惕。以文制武的制度格局、种种限制多方猜忌，事实上并非由于“轻武”;而在这样的国家政策导向下，社会上则有重文轻武的观念流行。

　　帝制国家都是专制王朝，君权处于政治秩序体系的顶端。这一基本特质，决定了赵宋王朝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不会有实质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也说不上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北宋时期的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元?党籍，南宋时期的岳飞冤狱、庆元党禁，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常被津津乐道的“开放”“清明”，并非两宋三百年间的常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该停留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认识层面，集权专制的方式与苛迫的程度，历朝历代确实有所区别。相对而言，“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虞云国：《细说宋朝·先说个大势》）。

　　宋代的“祖宗之法”强调防微杜渐，“立纪纲”与“召和气”是其施政理念的两轴。欧阳修曾经说：“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所谓“纲纪”，是指制度规矩;“道德仁义”则是为感召朝野“和气”。吕中也在《皇朝大事记讲义·治体论》中说，“（我朝）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