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时代的巨变共呼吸

　　在王川平看来，三峡地区的文化保护工作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工程。困难就在于整个国家也在经历一场巨变，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向到市场经济时代。“资金经常不够，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钱只够支付小工工钱。外地来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在三峡工作，他们拿的却是自己当地发的工资。我们用最少的钱，做成了最大的事情。”王川平说。

　　要统筹好各地的力量，调解各方困难，能够齐心协力，加快进度完成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十分明确三峡文物是什么，它们的价值意义要深深植根于每一个工作者的内心。“三峡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不可再生却能永续利用的资源。”王川平在三峡各地把这句话反复地说。“文化是一种资源，资源就可以带来发展，这与沿线各地的建设发展又联系起来了，做起来也就干劲十足。”

　　三峡各地文物保护工作进行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原本相对落后的文物保护状态，一批批现代化的博物馆也建设起来了。在2000年之前，重庆作为直辖市还没有一家考古所，仅有的考古队隶属于重庆市博物馆。2005年，重庆市考古所正式独立。2008年，又挂牌新增了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三峡淹没区抢救出来的文物该如何安放？能否受到更好地保护？此时，一座现代化的三峡博物馆在重庆应运而生。“它被命名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国的三峡博物馆没有比建在重庆更适合了，一棵大树一定要长在合适的土壤里，其他各地的城市的综合实力供养不起如此巨大的博物馆。重庆也正需要一个与它想匹配的现代化博物馆，为重庆三峡文物的后续发展留下了发展空间。”王川平说。

　　2010年之后，“后三峡”时代的文物保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三峡库区的水位会出现一个145米至175米之间的消落区，文物保护工作者又将会再次回到三峡。王川平说：“前三峡的经验和智力成果可以代代相传，后三峡将会是更全面理解文化遗产的时期，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纳入到保护规划中，生态长江是我们关注的主题。为此，将建立文化生态区和文化生态公园。”

　　“最大的遗憾就是时间不够，田野调查应该可以更细致些，后续研究稍显滞后。”王川平谈到工作中的遗憾时说。“有些现在看来明显应该保护的古村落、古街道、古镇并没有进入到保护名单中去，尽管我们努力了。古村落保护有法可依，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事。”

　　前三峡时代结束，后三峡时代开启，长江的文化遗产进入到了全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