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近年来，在科技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国家文物局组织多学科攻关，已取得数十项文物保护科技成果，其中多项获得国家或省部级奖励。如在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方面，研发了可以监测多环境因素的智能化仪器、ppb 级环境监测无线传输传感器、自动调湿设备、智能展柜等。但是，由于缺乏产业部门的跟进，很多成果却是“看得见、用不上”，几年过去了，仍停留在文章上、实验室内，没有得到规模化使用。

　　四是行业从业人员总量较小，急需调动社会优质资源参与文物保护工作。截至2014 年，文物、博物馆行业从业人员为14.8 万人，其中从事馆藏文物保护的人员不足5000 人。《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项目》调查结果表明，馆藏文物中50.66%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其中处于濒危腐蚀程度的文物29.5万余件（组），重度腐蚀程度文物213 万余件（组），中度腐蚀程度文物501.7 万余件（组）。这是什么概念？假设这些带病文物的病情不发展，以现有的人力物力全部完成祛病除灶，需要230 年，更何况这样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基于缓解文物保护需求与保护力量不足的矛盾，只有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这里既包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也包括企业。

　　“制造商+用户”“产品+服务” 产业化创新模式段勇说，自2012 年起，工信部与国家文物局按照“共同协商、共同指导、共同支持”的原则，

　　通过机制创新，积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整合相关资源要素，合作开展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的试点工作，共同打造“制造商+用户”、“产品+服务”相结合的新模式。编制了专项行动规划，实施了一批文物保护装备示范项目，启动了国家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基地（重庆） 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2013 年度启动实施的第一批示范项目，就有57 家高新技术企业、17 家高校、22 家院所、200 余家文博单位组成28 个联合体，开展了协同创新。共成功转化科技成果44 项，建造生产线13 条，研制完成新产品48 种、芯片9 种、传感器32 种，编制基础和产品标准38 项。目前，一大批国产文物保护技术装备已开始得以应用，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文物保护专用设施标准技术委员会和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协同工作平台的成立无疑是这种机制创新的又一重要成果。

　　在两个部门的主导下，“制造商+用户”、“产品+服务”的合作模式，很快就得到了装备制造企业、科研机构和文博单位的积极响应，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王卫明说，这是一种创新产业模式，强化了产业发展驱动力，不仅催化文物保护装备产业的发展，也成为我国制造业从制造型向制造服务型转变的成功范例。文物保护装备领域的产业发展与用户需求密切结合，市场不断被激活，规模不断扩大，不仅在我国甚至在全球都已成为颇具活力的新兴产业。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