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上午10点刚过，北京城区气温直逼35度。就在前一天，北京发布今年入夏以来首个高温黄色预警，这样的高温还要持续三天。

　　位于北京西北角的圆明园遗址考古发掘现场，23岁的毕超正在“盯工地”，太阳就悬在头顶，人稍一走动，汗如雨下。这个生于1994年，染着深棕色头发，左耳有一枚黑色耳钉的陕西男孩儿，如果不是白色短袖T恤的袖口印着“北京考古”四个字，很难把他和文物修复师划上等号。

　　自从两年前加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毕超已在这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园子里度过了700多个日夜。

　　“说不定你就挖到个好的”

　　“埋在地下的东西，只有挖出来才知道，我喜欢考古。”毕超推一下架在鼻梁上的黑色边框眼镜，在他的印象中，自己对考古的喜爱与生俱来，“从小就这样”。

　　高中毕业后去陕西一所专科学校学了两年“室内整理和修复”，2015年，21岁进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在他的理解中，一个专业的文物修复师不仅要会室内修复，还要懂田野考古——在遗址实地了解文物的器型和残损情况，“要不然没办法很好的修好这个东西。”

　　来圆明园第一天，毕超就直接住进了工地帐篷。帐篷就搭在圆明园考古发掘现场附近，白天蒸桑拿，晚上漏雨，“真的受不了”。有些年轻人吃不了苦，3个月实习期都没扛下来，真的走了。

　　毕超也没想过自己能坚持下来。每天都在纠结要不要放弃，万般挣扎中居然也就慢慢习惯了。6点不到就起床，洗漱后直奔工地，中午11点太阳大了怕中暑，就去吃个午饭睡会儿午觉，下午写考古记录和日志。写完日志，天也黑了。考古现场远离城区，没处玩，躺在床上刷刷手机就该睡了。

　　这也成了每年春、夏、秋三季“盯工地”的日子里，毕超的作息时刻表。这让他感觉自己提前迈进了40岁的生活。“现在的年轻人下班和朋友吃饭、聊天、看电影，我不行。”说到同龄人，毕超喜欢用“有些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指代，好像他自己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习惯了现在的生活，觉得也挺不错。”

　　遇到大型的考古项目，师傅会让毕超和小组其他的年轻人去现场帮忙，“见识一下”。刚工作不久，毕超就得到机会去京郊一个清代家族墓地发掘现场，这也是他第一次体验发掘墓葬。

　　那个清代家族墓地都是竖穴土坑墓，是考古中最累人的软遗址发掘。与硬遗址相比，软遗址没有夯土层和地基，发掘过程必须极为小心，一铁锨挖下去就全完了，只能用手铲一层层刮下去，一厘米一厘米往下刮。“以前觉得考古很神秘，真去了才发现其实很枯燥，没完没了的刮面，胳膊很酸，吃饭时筷子都拿不起来”。经过这一回，童年时的美好梦想被现实彻底碾碎，“我现在觉得，考古就是晒着太阳刨着土”。就在以厘米为计量单位推进的过程中，同去的组员陆续挖出了陪葬品，毕超仍然一无所获。

　　“为什么别人都挖到了我没挖到？”他有些着急。

　　“埋藏深度不一样嘛，说不定你就挖到个好的。”老技工这么安慰他。

　　继续挖下去，还真挖到了腐朽的棺板。“特别兴奋！”当时毕超还没意识到，这样的兴奋感有多难得。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这样的兴奋感慢慢被习以为常取代了。

　　“你修的什么玩意儿？！”

　　在圆明园有一排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平房，正中间的那间屋子就是毕超和其他组员的办公室。每年冬天，考古现场无法施工时，课题组的老师傅就带着3个90后徒弟，在这里埋头修理文物。

　　文物修复这门技艺的传承，靠得还是师傅带徒弟，并且信奉严师出高徒。严厉似乎是师傅们执教的必备技能。

　　在学校时，老师经常会买一些仿古的陶罐用来教学，拿到课堂上问学生，“看见这个陶罐了吗？”“看到了。”啪！话音未落，陶罐在地上四分五裂——“你们把它修成刚才看到的样子。”

　　陶器学会修了，再拿个瓷器来，让学生自己摔，摔了再拼，拼完了再由老师挨个打分。有时，老师会买些稍贵点的东西给学生练手，并明确告诉大家到底花了多少钱，“很紧张，不知道能不能修成当时买回来的样子。”

　　这种心惊胆战的体验，在不间断的练习中渐渐消失。直到来到圆明园，这种紧张感又回来了。

　　“圆明园出土的东西不分高低贵贱，都很珍贵，生怕刀把它划坏了。”而且，与墓葬出土的文物相比，圆明园的文物更难修复。“墓葬内的文物一般保存比较完好，最多就是碎了，不会少太多东西，只要拼接起来就可以。”但圆明园的出土文物破损特别严重，修复难度很大，特别是西洋楼出土的文物大多中西结合，不止毕超没见过，老师傅都没见过，而且很少挖到完整器型，花的纹饰不知道该怎么修，“不敢修，怕别人说是错的。”

　　紧张感还来自于有一位严厉的师傅，“干不好就会特别害怕，有个女孩第一次来，就因为工作不认真差点被师傅吓哭。”

　　“每次修完，都会觉得我还可以修得更好。”对更好的追求，似乎也从师傅转移到了徒弟的价值观里。偶尔，毕超会对自己的手艺暗自感到满意，心想“这件修得真棒！”

　　“你这修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得瑟不过三秒，师傅的批评总是猝不及防地在耳边炸响。

　　即便不在文物修复室，批评还是躲不掉的。吃饭的时候师傅逮住毕超问，工地盯的怎么样了？汇报完，师傅又炸了，“你干得这事符不符合规矩啊？”

　　“不管什么样，都会被它改变”

　　“没有谁适合干这行，或者说没有谁不适合干这行，反正不管你什么样都会被它改变。”工作前，毕超喜欢人多，喜欢热闹，现在更喜欢泡一壶茶，安静地坐着修好一件文物。

　　修复文物时，心里在想什么？“第一件事想的是把它修好，第二件事不能丢人，既不能给自己丢人，也不能给团队丢人。”毕超对时下流行的“工匠精神”有自己的理解，“干这份工作，就要对这份工作负责。因为是份内的事，所以必须做好。”

　　前些年盗墓小说一度畅销，毕超一本不落地看完了，身边很多朋友看了小说跑来问他，你干的这事是考古还是盗墓？毕超认真地解释，我们是考古，而且要严格按照工作规程……朋友听到这里往往忍不住打断他，太枯燥了，听不懂，“他们像听天书一样。”也有朋友不时问他又挖到了什么宝贝，“但没人问我从中得到了什么乐趣！”

　　在圆明园文物修复室，纵横交错的三层黑色文物架上码放着几十个透明塑料整理箱，箱子里堆放着已无法修复的圆明园砖瓦碎片。“很多已经没法修复，当时的很多器物也许现在已经做不出。”这让毕超感到惋惜。

　　修复室贴墙角放着一排看起来像是会议室淘汰下来的桌椅，这就是文物修复师的操作台。去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火了，毕超也看过，“我本来以为故宫博物院的专业条件应该比我们要好，看完觉得也不过如此，原来大家都是这样啊！”

　　近日，圆明园遗址公园首次向公众展示1996年以来20余年的考古发掘成果，106件圆明园出土文物首次公开亮相，其中就有毕超修复的作品。

　　屋子中间的文物架第二层摆放着龙纹瓦当、梯形青砖、割角通脊砖……这些经毕超和小组其他成员修复好的文物，将在今后展出中，陆续揭开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