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相关政策法规如何保障文保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日前，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新形势下的文物保护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第二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论坛”在上海召开，来自国家文物局、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社会服务团体、民间文物保护组织、志愿者团体、企业等几十家机构的代表及专家、学者围绕社会组织参与文物保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议题进行了案例分享和经验交流。

　　文化遗产类社会组织偏少

　　相关数据显示，在民政部注册的社会组织中，以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传播为主要宗旨的只有百余个;全国文化遗产领域的基金会也只有50家。我国文物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从业人员不足4万人，看护着近4300处国保单位;全国文物从业者14万余人，与之相对应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数分别是76万余处和10815万件（套）……

　　“我国现阶段文物资源的保护状况，文物保护过程中政府投入与社会参与力度的鲜明对比表明，在文物保护领域，社会组织既有积极参与的必要性，也有广泛参与的发展空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詹长法表示，目前，大多数文物保护社会组织缺乏直接和独立参与专业文物保护工作的条件和能力，对于政府相关公共决策乃至立法决策的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专门的文物保护资金募集机构，特别是相关公益基金会，在数量和规模上相对较小。詹长法认为，在文物保护领域，一个由社会组织、企业和政府共同组成的跨界生态圈的形成备受期待。

　　文保社会组织仍需爬坡过坎

　　2016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全国选定一县四村推进项目试点工作，保护修缮文物建筑数量434幢，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其中浙江省松阳县作为第一个整县推进试点，共投入资金4000余万元，实施期两年。截至今年6月底，项目资金支出900余万元，带动产权人出资600余万元，松阳县委、县政府累计投入800多万元。目前第二期“拯救老屋行动”项目申报已正式启动，预计投入资金7000万元。

　　“基金会作为政府部门委托的项目实施监督方，在角色上更加纯粹，功能上更加专业，也实现了文物保护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方式的创新。” 詹长法说。

　　“《慈善法》的颁布实施，为文保社会组织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新的发展空间;行政管理体制及‘放管服’改革的深化，政府购买服务、部分公共服务的项目由公益机构承担将成为常态，为文保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和增强活力创造了条件。”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介绍。但他同时表示，也要看到法律的实施和政策的落地要有一个过程，文物保护社会组织发展还受着许多制约，其自身建设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文保组织的发展目前处在一个道路宽阔、前景光明，但要爬坡过坎、步步维艰的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表示，在现行法律政策下，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活动以及政府委托服务的途径与相关部门更好合作，加强自身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的能力。“比如说文物认定、文物定级等，虽然是文物主管部门的职责，但是《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到了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完善制度，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挥作用。”她说。

　　凝聚社会力量与共识

　　2014年4月12日，北京市文物安全保护志愿服务行动启动，近千人报名参与，信息登记在信息库中，需要的时候信息平台随时与志愿者联系，志愿者分批上岗，对北京的文物古迹开展日常巡查监督。3年来，北京全市被义工认领的文物景点1540处、上报的有效信息6756条、文物保护志愿者参与文物巡查5.5万人次、总服务时长15万个小时、参与文物保护宣传活动2.1万人次。

　　“北京市的实践说明，政府和公众都对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充满期待，社会力量参与越来越成为文物工作的重要方面，这也是政府转变职能的要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刘爱河表示。

　　中国国家博物馆宣教部志愿者负责人陈雯鸶介绍，自2011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放以来，观众数量逐年增加，仅仅依靠自身的宣教服务队伍远远不够。如何将博物馆的优质资源与社会力量进行对接，是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家博物馆志愿者团队常年稳定在200人左右，有效地解决了自身力量不足的问题。“除了志愿者队伍建设以外，国家博物馆在2017年度与社会组织、社会机构合作，打破了固有的课程营销和推广模式，以连锁加盟的模式，把社会师资力量导入宣教团队中，共同为公众提供公益文化增值服务，提升临时性展览的服务水平。”她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国家始终重视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社会力量的参与既是公民依法保护文物的共同行动，也是凝聚社会力量和共识的重要过程，还是宣传文物保护的可靠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