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京畿圈地，土地兼并及自然灾害等，有大量破产农民等不断涌入北京谋取生计，致使京城人口迅速增加。清代首先对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实行严格控制，按流寓人口编定保甲。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须有切实可靠的保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以房管人。“官府按月点卯，酌量分定日期，俾得逐一查照循环号簿，详细诘问，毋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其次就是遣散流民回原籍。雍正初年提出“就食京师流民，清查口数，资送回籍”，此后又规定：“闲散游荡，立宜摈逐。惟候补、候造之人，读书之人，贸易生理之人，方可听其在北京居住。”直省人民不得入居京师，便滞留、占籍于宛、大二县，造成“顺天大、宛两县，土著甚少，各省人民来京，居住稍久，遂尔占籍”的现象。这一方面限制了外城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大、宛二县人口的机械增长。

　　不过，乾隆中期之后，清政府限制直省人口占籍京师的政策明显改变。乾隆初年，乾隆帝即认识到，“流民资送势亦有所难行，不如听其自为觅食谋生”。这是清政府对资送流民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至咸丰年间，据《清文宗圣训》载：“流民中谋生者，多系故土并无田庐依倚之人，而必抑令复还，即还其故乡，仍一无业之人耳。”据此推断，自乾隆中期开始，即逐步放松了对流民的驱逐，也就造成了流民在京谋取职业、占籍北京外城的机会。当时，除京畿移民之外，来自山东、山西以至南京等地的谋生者颇多。

　　清代限制致仕官员胥吏寄籍京城，鼓励返乡养老

　　清代还有一项针对特定官员胥吏群体的疏解措施。康熙中期规定，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后来虽对解任、休致、丁忧官有所其自便的宽容政策，但事实上囿于成例，即使留居京师，亦多占籍大、宛二县。故至乾隆中，“大、宛等县，多士云集，土著寄居，不免搀杂”。至于各部院衙门书吏，五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回籍;若潜匿京城或私自来京均要问罪，遂成为一项制度。

　　清朝退休制度规定，年满60岁的官员即可退休。退休官员一般均回原籍养老，仅有少数高级官员可留住京城，但不少人不愿离京返乡。如，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陈宏谋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最后官至东阁大学士，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因病且年事已高辞官，但想留在京城久居。乾隆皇帝亲自劝其返乡，并设酒席为其饯行，同时令其回乡所经过之处地方官员要在20里内料理护行。陈宏谋深感皇恩浩荡，10日后带着家眷及佣人30余口返乡。乾隆帝此举使不少退职、辞职官员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头，纷纷离京返乡。这些出自政治原因的政策，同样减缓了京师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