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国务院召开部署文物工作的常务工作会议，无疑给日益受重视的文物保护工作又打了一剂强心针。从中央到地方文物保护工作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全方位的文物保护工作正在神州大地上方兴未艾。

　　在我国古代遗存的浩繁文物中，碑刻无疑是其中的大宗，无论是数量还是价值都占有重要的分量。古代碑刻，作为历史文化重要的载体，以其制作、刊刻的特殊性，相对于纸质文献而错误更少，其原始性和真实性也一向为学界所重。更兼碑刻形制多样、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在当下，具有重要价值的古代碑刻，却有相当数量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与利用，其价值也未得到充分的体现。

　　谈到保护，古代碑刻文物除了一般文物所具备的保护难题外，还有其自身保护难点，如碑刻本身沉重，移动不便；或数量多，分布散，或年久残损，文句缺失，难引起人们的关注等。笔者近年对古代碑刻多有关注，实地调查百余县市区，所见保护力度差别很大。情况好者，地市级以上博物馆或科研单位把传世碑刻或出土碑刻置于存放条件较好的博物馆展厅或文物库房；次者，为各县区以各县博物馆或境内著名庙宇古建为单位集中收集，修建碑廊存放或集中垒叠保护，极个别名碑则修建碑亭或碑房保护；差者，则至今存于荒庙或弃置野外，有些甚至丢失，被倒卖。而情况好者，虽有较好的保护条件，但涵盖的数量稀少，大量的古代碑刻实际是集中于各县区，而各县区的保护实况又仅是集中存放，不至于丢失，其碑刻自身随岁月沧桑而引起的缓慢损坏则鲜有关注。碑刻保护的外部环境恶化，自身又病害缠身，上述问题皆缘于对碑刻的价值认识不足，长此以往，碑刻所蕴含的价值将逐渐缺失，直至消亡。

　　对待文物，国家的方针是保护为主，合理利用，我们的碑刻文物在得到科学、完善的保护后，其利用价值并不仅仅限于专家学者案头的补史证史材料，也不仅仅是个人对碑刻的艺术享受，而且对于传承文化根脉、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现存于山西新绛县的宋刊《文臣七条碑》，当时的文官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就有“清心、奉公、修德、择实、明察、劝课、革弊”，这一千多年前的为官准则，对于今天的为官为政者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审视这一千多年前的碑刻文物甚至比读现在的印刷文字或电子文字更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再如，山西闻喜县裴氏祠堂诸碑刻，除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外，还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每年海内外的裴氏子孙会回裴氏祠堂寻根祭祖，在他们恭读记载着祖先功绩的碑文时，温习着“重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的裴门家风。那些历尽沧桑的碑刻则成为记载一个家族的真实历史，记载一个姓氏的无尽“乡愁”，记载一种绵延数千载根脉的再次延续。面对这些宗祠碑刻，一种庄严感和向心力会油然而生，由一个家族扩展到一个民族、整个国家，有助于在亿万民众中培育凝聚力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