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面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好、利用好，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引起了不同界别、不同领域委员们的共同关注。


　　对文物应始终坚持“保护优先”


　　近年来，开发商故意损毁文物的案件一再发生，引发公众强烈不满。而正在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中，又增列“文物利用”单独章节，这让不少委员忧心忡忡。


　　“文物保护的立法宗旨是保护文物，现行文物保护法中，‘利用’是在保护条款限制下的‘利用’，新法把‘利用’并列上去单列一章，很容易导致口子开得过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凤阳举了个例子，比方说有个老宅子被利用变成了会所，在修的过程中有可能被破坏。“破坏了以后怎么办？破坏以后再造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说，尽管文物的利用很重要，但无论如何不能够成为文物保护法的立法宗旨。”


　　张凤阳认为，过去文物的破坏主要是有法不依，而且违法以后很难追究。新的文物保护法有进步，但总体来说，在很多该加强的地方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是放松了。


　　“新法把过去对一般性不可移动文物因建设工程需要的拆除、迁移权，从省一级下放到县一级，这样的‘简政放权’有可能会埋下合法拆文物的隐患。”张凤阳说，有些权是要放下放给市场、社会，但有些权不仅不能放，而且要上收。“一类就是涉及全国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如环保，要垂直上收才能够有力度。另一类是全国性的公共工艺品。比如很多文物，是民族的文化遗产，特别容易因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开发商，甚至文物贩子的利益耦合而遭到破坏，所以这个权不能下放，必须垂直上收。”


　　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省文化厅巡视员高云呼吁，改变文化遗产保护“只重有形结果，不重无形过程”的现状，成立“文化遗产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政府文物保护系统。


　　“文物是有形的，但它身上体现着很多无形的制造工艺、艺术风格，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重视很到位，对非遗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还存在很大空间和余地。”高云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操作依据、行政执法主体不强。从行政管理上来看，文物有文物局，非遗没有行政的、执法的、有效的管理机构。“各地的非遗展示馆多半是在文化馆、艺术馆辟一块地方，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正常对公众开放，对非遗的保护也没有形成体系，保护工作不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