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1934年来到青岛，1937年离开，在青岛三年，他惨死在文革初期，活了67岁，三年对67岁来说，是很小的比重，可是这三年是老舍先生重要的时期。在他的创作生涯当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舒乙说。

　　舒乙回忆说，“青岛在当时，在文化上非常重要，就是因为青岛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青岛大学和后来的山东大学，就是现在海大的前身。出现了青岛大学以后，北京来了一个大教授，这个人叫杨振声，那个时候杨振声从北京带来一大批有名的作家，有梁实秋、老舍等人，当然山东自身有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王统照，后来有一个年轻人臧克家，还有王亚平、孟超、吴伯萧等人，组成很大的一个文人群体。”

　　舒乙介绍，在那个时期，这些文人都有非常大的文学成就，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是老舍，他虽然是来的不早，但是他的成就最大。老舍本来是到山大教书的，是文学系和国文系的教授，他在这三年里，居然开了六门课，现在看来都非常超前，讲的是现代文艺思潮、现代欧洲文学，甚至讲欧洲文学史，这样的科目，很接近当时世界的文艺思潮。

　　《骆驼祥子》手稿“死里逃生”

　　在青岛，老舍走到了自己生命的转折点。后来，他把山大的教职工作辞掉了，专门写作，变成职业作者。他1936年辞职，在现在位于黄县路的房子里专心写作，创作出了著名的《骆驼祥子》。“他笔头子特别厉害，一个暑假写一个长篇，他自称是玩命派，身体虽然不是特别好，但是很玩命，在青岛的时候，他37岁左右，年富力强。他后半生是上午写作，雷打不动，谁都知道老舍先生有这个习惯，不去找他。但在青岛不是，那时是上午酝酿，看信、看报，逗小孩子玩儿，想下午写作思路。中午睡个15分钟的午觉，然后起来，大概从两点写到四点半，然后又开始接待客人什么等等，吃完饭，等小孩子都睡觉了，从七点多钟写到九点，每天这么两个时间段，平均一天写两千字。”舒乙认为，青岛的三年经历对老舍至关重要。

　　“写《骆驼祥子》的时候，老舍先生字斟句酌，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想半天，所以他的手稿很干净。这个手稿，他直接寄给上海，在《宇宙风》杂志上连载，主编一看这稿子这么好，悄悄藏起来，一直藏到解放后，后来他病危，把我叫到上海，说那个稿子抄家抄走了，将来落实政策一定还给我。”舒乙说，这个手稿后来还有一段颇为传奇的经历：文革时候，在上海图书博物馆，一大推书马上要被烧掉，当时有一个馆长，突然发现书堆里面有一个包袱，跟旁边一个年轻人说，把那个捡出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打开一看，就是《骆驼祥子》手稿，馆长悄悄将这个包袱拿到地下室，将这个手稿保存了下来，我们大家今天才有幸看到。